今年4月29日，最高法院庭审，听取了双方律师对法官们提问的答辩。庭审第二天，最高法院博客SCOTUSblog撰稿人Ronald Mann就预言法官们会一致裁定仿制获胜，并会很快宣布结果。预测的真准，果然是一致裁定，并提前一个月的宣布了结果。裁定书中关键的话“将药品描述为与品牌药等效的仿制药是行业惯例（describing a drug as the generic equivalent to the brand-name comparator is normal industry practice）”，为仿制药企放心地用仿制药这个词，提供了法律上的“护身符”。
虽然仿制药占着大是大非的理，但官司不能这么打，因为法院不是政策制定部门，不是决定产业和公共卫生政策的地方。法院的职责是，在法律框架下，权衡证据是否支持指控。具体到此官司，就是判断原研药企指控仿制药企违规宣传的做法，只是理论上违规（conceivable，即不能完全排除发生），还是实际上违规（plausible，即不仅可以、而且可能发生）。 一般来说，最高法院可以，但不该裁定证据。裁定证据是一审法院的事。但对此案，最高法院做出了证据不支持指控的裁定。裁定书的结论是：“未能陈述有效诉因（failed to state a claim）”。严格讲来，最高法院仅仅是就证据和指控这个技术细节做出了裁定，尽管裁定对产业和公共卫生政策都有直接和重大影响。就技术细节裁定的好处是，原研药企将来抓到仿制药企宣传违规的确凿证据，可以再起诉并胜诉，从而有助于维持仿创平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