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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杂谈】一位美国专业人士在抗击COVID-19疫情中的言行
出自识林
【周末杂谈】一位美国专业人士在抗击COVID-19疫情中的言行
2020-03-15
迫于疫情恶化和各方重压,美国政府周五宣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继美联储3月4日降息半个百分点(现只剩1-1.25%了)和3月11日向市场注资1.5万亿美元,3月13日,国会众议院与白宫达成协议,通过应急法案。至此,政府能做的,货币、财政、行政和立法工作,都做了。其中立法尤其重要,因为行政部门是花钱的,国会是给钱的。尽管应急法案程序上还需下周通过参议院,并最终由总统签字才能生效,但实质性的谈判已完成。该法案重点为低收入人群提供数千亿美元的急需救助。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说,该法案的最重要的部分是免费提供病毒检测,她说“法案最重要的三个部分是,检测,检测、检测。The three most important parts of this bill are testing, testing, testing.”当然,法案还提供了失业、病假、口粮补助等社会基本保障。
为何如此强调检测呢?因为不检测就不知道有多少人感染,就难以防控。但检测要花钱,要花自己的钱,可高达3000美元。低收入和无收入的人,怎么会去检测?此前一天(周四),白宫给国会议员的内部报告中坦诚,全美从年初至今,总共才检测了不到1万人。难怪报告的确诊人数那么低,1600余人!相比之下,韩国检测了23万人,而韩国人口才是美国1/6。
1月20日,中国政府正式宣布新冠病毒疫情人传人的严重性。此后,疫情在中国、韩国和其他国家的严重性以及救治和防控的大规模举动,举世皆知。但在美国国内,白宫一直采取乐观态度,卫生部门也一直附和,尽管国家疾病防控中心(CDC)个别专家,冒着激怒白宫的风险,不时谨慎地提醒公众事态发展并非那么乐观。因此,社会整体上对疫情重视不够。金融市场的波动,只是过去两周才开始的。大范围的超市抢购,更只是过去几天才发生的。
但自一月下旬疫情在全球公开化后,就有一位专业人士,一直在用线上和线下各种方式,不停地提醒呼吁政府和公众重视疫情。他是医生、学者、媒体人士、企业顾问和管理者、投资人,曾是两位共和党总统(包括现任总统)重用的医药领域政府官员,至今仍长期担任以共和党保守观点著称的美国企业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AEI)的研究员。现举三个例子。
1月22日,总统说“我们已经完全控制了疫情”,当时美国公开报道的只有15例确诊案例。
第二天,他即在华尔街日报撰文,题目是“为何美国只有这么少的确诊案例?”,副标题是“政府如何应对比CDC确诊数显示的更严重的疫情”。文章指出实际的感染人数,其实尚不知,因为CDC并没有做应做的检测,计划的工作也尚未启动。文章提出了五点防控建议,第一点就是检测,并建议允许用CDC自己开发的方法以外的方法和机构做检测,包括商业机构和学术单位。遗憾的是,这个建议一直拖到3月13日才实现。
3月4日,总统说“很多人不用治疗,甚至继续上班,病自然会好”。
前一天,他在华尔街日报撰文,题目为“Covid-19可能会使得你在家上班”,副标题是“防止病毒扩散需要采取社交疏离(social distancing)方式,如取消群体活动”。文章说,虽然CDC的统计数字只有100例确诊,实际数字恐怕有几千人。抑制疫情已经不可能了,只能减缓其扩展。最好的方式是不要去上班,如果你或家人有症状的话。另外,文章强调,雇主们首先应该明白这个道理。几天后,谷歌、苹果、Twitter等大中小公司就开始建议、随后要求雇员们在家办公了,全国所有大型体育赛事、文艺演出、政治集会都相继取消了,很多大学中小学都停课了。
3月10日,总统建议国会通过应急法案,重点是降低工资税(payroll tax cuts)。
第二天,他即在华尔街日报撰文,题目是“国会可以减轻Covid-19的经济压力”,副标题是“直接给低收入人群现金,使得他们不要带病被迫上班”。文章说,国会要给那些失业的人减负,不要迫使他们去求职,并帮助他们付房租、房贷和口粮,从而减少传播病毒的机会。很多低收入人家的孩子靠学校的免费早午餐度日,一旦学校停学后,政府要为他们的伙食着想。三天后,佩洛西议长力主通过的应急法案就是要优先帮助低收入人群。重点降低工资税的做法帮助的是所有有工作的人。而疫情下最需要帮助的是那些没有工作或低收入工作的人。
他,就是去年这个时候辞去美国FDA局长职务的Scott Gottlieb医学博士,时年46岁,原因是每周往返距华盛顿440公里外康州的家负担太重,特别是家中有三个年轻的女儿。辞职时,总统说他“绝对出色,absolutely terrific”。他30岁任FDA局长高级顾问,31岁时任医保局(Centers for Medicare & Medicaid Services,CMS)局长高级顾问,33岁时任FDA科学和医学事务副局长。
也许有人会说,他当然会强调检测了,因为他现兼任全球领先基因检测公司Illumina的董事。这与他任FDA局长前后一些人的说法类似。2007-2017年在野期间,他曾兼任过数不清的医药公司的投资人、董事、顾问、甚至是CEO。他2016年的收入是3百万美元,远高于FDA局长不到20万美元的年薪。2017年总统提名他做局长时,就有人问:这样的人做局长,能没有利益冲突吗?他辞去FDA局长职务后才两个月,就加入了辉瑞董事会。又有人说,可恶的“旋转门”!
尽管与他有利益关系的公司都不做仿制药 ,但Gottlieb博士历来支持仿制药发展,从建立仿制药收费制度(GDUFA , Generic Drug User Fee Act), 降低品牌药价,到批准著名的复杂吸入制剂Advair(沙美特罗)首例仿制药。Advair是葛兰素公司的主打产品,而他以前曾是其产品投资董事。众所周知,仿制药的主要受益者是百姓。诚然,审批产品主要是FDA所属中心的职责,但Gottlieb博士在国会、媒体和其它场合,多次呼吁支持仿制药的发展,赢得了普遍的赞许。
若是他以前在FDA的工作尚未让人感到他对公众服务的态度的话,他在Covid-19疫情防治进程中的所作所为,则是有目共睹的。难得的是,当前总统在保守的共和党内一言九鼎,鲜有人在公开场合提不同意见。年仅47岁的Gottlieb博士,前途可观,但在事关国民安危的关键时期,积极、明确地向社会提出自己的专业见解,与有些在位人士欲言又止的窘态,形成鲜明对照。
最后回到“旋转门”上来。首先,以前与医药企业有利益关系,体会企业的酸甜苦辣,有什么不好?企业赚钱当然是目的,但手段是通过治病救人来赚钱。治病救人是FDA和企业的共同目标,理应互助。越了解企业,越知道如何助。因为到头来,治病救人的不是FDA,是企业的产品。再说了,在业界有建树,在媒体有号召力(Gottlieb博士有16万的Twitter跟随者),经济独立的人,在哪做事,都容易保持自己的个人和职业尊严。
作者:榆木疙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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