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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杂谈】企业文化对产品质量的影响
出自识林
2024-01-21
从波音用资本文化取代工程师文化起,质量就一路下滑了
波音公司近年来安全事故不断。2018年10月和2019年3月,两架波音737 MAX客机分别在印度尼西亚和埃塞俄比亚上空坠毁,造成346人死亡。随即,全球所有该型号客机,共387架,停飞长达21个月。为恢复公众的信任,在停机调查18个月后,时任美国民航总局局长、退役空军F-15战斗机驾驶员Stephen Dickson亲自驾机试飞。3个月后,2020年12月,737 MAX开始在全球复航。可惜好景不长,两周前,美国阿拉斯加航空公司的一架737 MAX在美国上空飞行时,客舱门突然脱落。幸好门旁座位上无乘客,且事发在飞机起飞后10分钟,高度尚只有5000米而不是10000米的巡航高度,虽有人受伤,但无死亡。民航总局随即停飞了171架相同类型的飞机,造成大范围的航班延误,使民众出行多有不便。值得注意的是,这是一架崭新的飞机,去年10月波音交货,11月验收通过,今年1月初就出事故。
用药品GMP的语言叙述一下。药业龙头老大的新品注射剂,因严重质量安全问题,导致多名患者伤亡。药监局勒令停产整改,长达近两年。为恢复公众的信心,药监局局长亲自接受该产品的注射。哪想恢复生产后,企业旧病复发,导致注射剂的西林瓶中出现可见异物。
作为药业的从业者,你会怎么看这位药业龙头老大?作为政府监管者,你又会怎么看?
俗话说“愚我一次,其错在你。愚我两次,其错在我”(Fool me once, shame on you. Fool me twice, shame on me)。民航总局就像FDA,是政府监管机构,其公信度重如泰山。企业首次犯错,看你以往的良好信誉,政府为你背书。但执迷不悟,就别怪我了。
据《纽约时报》报道,美国联合航空公司在事故后对同类型飞机的普查中发现,门塞嵌板上的螺栓,存在松动问题。当客机增加座椅数量时,波音会在原为紧急出口的地方换上这样的门塞。这下问题可就大了,不再是个别飞机的偶然问题了。常坐飞机的人知道,飞机上座位越来越紧、腿部的空间越来越小了。现在知道了,增加座椅数量,不仅会降低舒适度,还会威胁生命安全。
随着调查的深入,相信会发现波音越来越多的生产质量问题。但还有一个相关但可能更深刻的视角,即企业文化的视角。1916年创始后的80多年间,波音基本上像是个工程师协会。公司高管还拥有技术专利,并参与设计机翼。工程师们会轻松、无保留地说出自己的意见。工程和安全是公司的母语。波音一直认为自己是一家工程而不是财务驱动型公司。但这一切,都在1997-2001年间改变了。1997年,美国两家最大的飞机制造商波音和麦道合并了,名义上波音是老大,但财务驱动型的麦道说了算。2001年,波音决定将总部从位于西雅图安静的郊区迁到繁华的芝加哥市中心,在公司管理层的500余人与西雅图40000多工程人员之间,人为地拉开了2600公里的距离。
当时波音二把手、前麦道一把手、后来波音一把手,Harry Stonecipher说:“人们说我改变了波音文化。这正是我的意图。我要让它像一家商业企业而不是一家伟大的工程公司来运作”。从此,波音就变成财务驱动型的公司了。
值得一提的是,Harry Stonecipher曾是著名的美国通用电气(GE)公司雇员,深受其企业文化影响。他在波音的继任者,也来自GE。大家可能记得,GE的企业管理和企业文化,在90年代后期和本世纪初期,可谓风靡一时,是哈佛商学院的典型教案。后来又怎样了呢?GE这个在美国家喻户晓的、财务驱动型公司,在2018年被踢出了代表美国有影响的30家大企业的道琼斯指数。
将总部从西雅图迁到芝加哥是为了弃工求商,那么,一年多前波音宣布将总部从芝加哥迁到与首都华盛顿一河相隔的佛吉尼亚州的阿灵顿市、国防部五角大楼的所在地,难道是要将企业文化从财务驱动高升到政府驱动?这下可好,距离与西雅图的工程人员们更远了,4500公里,但与波音在南卡罗来纳州的波音787工厂的7000工程人员的距离,从1500公里缩短了近一半。
目前全球大型民用客机市场上只有波音和空客两家企业,且空客的质量问题也不断发生。世界各国的航空公司下订单后经常要等上几年才能得到飞机。如此稳定又长期供不应求的市场对国产大飞机行业,是多么好的机会呀,只要能把握住企业文化和产品质量。
榆木疙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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