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资讯 > 【周末杂谈】足够好的质量和足够低的价格

出自识林

2020-04-26

受国际形势变化的影响，中国出口欧美的医药产品，本已进入逆风时代。新冠疫情只是加快了进程，加强了风力，扩大了影响面。这不，疫情还没过，正当各地官方和民间争先恐后地向中国购买紧缺的防疫物资和医药产品的时候，“非中国造，Not Made in China”的说法，就已经开始散布。类似或更极端的说法和做法恐怕会相继出现。个体药企，既难以改变这些说法，更难以影响国际形势变化，能做些什么准备，来尽量降低或拖延对企业的影响？中国药业，作为整体，又能做些什么？

中国产品出口欧美是市场经济的结果。“非中国造”的说法是非市场行为，是一种社会舆论，甚至被有些人视为是否爱本国的原则性问题。生活中，当原则与现实发生冲突时，常是后者胜出。对消费者，功能和质量相当的产品，价廉者胜。对企业家，维持功能和质量不变，选择全球供应链来降低成本、提高利润，是天经地义。这两个选择的前提都是功能、质量和成本。功能是产品的内在属性，受外界影响不大。所以，只要能保证质量，并具备成本优势，在正常市场情形下，中国出口产品的前景不应受太大影响。

问题是，在非正常市场经济情形下呢？具体讲，在质量和成本方面，会有什么改变吗？其实，有些改变已经在发生了。

质量有内在属性，如药学和理化属性，也有外在属性，如GMP合规等。GMP是管人的，核心是质量管理体系，而体系是要靠人来运行的。人的行为，受GMP约束，也受文化影响，因为文化是做事的准则。当今，全球各地区的GMP法规趋同,所以对GMP合规性的评判，实质上是对文化，或质量文化的评判了。这恐怕就是为何质量文化（quality culture）近年来在国际上受到重视的原因。

质量文化，有企业成分，也有国家成分。前者直接影响质量文化，后者则不一定。例如，有人认为德国人质量意识强，但也会发生大众汽车尾气排放检测造假一事；有人认为中国人质量意识弱，但也知道苹果手机产自中国。八年前，当FDA开始提倡质量量度，行业开始将质量文化纳入质量量度时，就有一位智者提醒，质量文化的讨论应限于企业文化层面，不应扩大化。不幸的是，扩大化已经发生了。

质量与信任有关。GMP检查也是对企业信任度的调查，即能否信任企业按申报材料中所说的那样、日复一日地在GMP合规下生产。药品出厂放行检验通常是抽查性、破坏性的，所以吃的每一片药或打的每一针，都是未经检验的。从生产角度看，药品质量实质上是药品生产的质量管理体系在其日常运行情况下的可靠性的量度。说药品质量好，意味着药品生产管理体系值得信任，意味着质量文化值得信任。

一谈信任，主观因素就进来了。消费品的质量好坏，是由消费者的感受来决定的。药品作为商品，其质量共性是保证产品功能的量度，其质量特性是功能（即疗效，即安全性和有效性）的评价粗犷。这是因为表征疗效的临床指标，鉴于疾病的复杂性和人体的多样性，远不如表征质量的理化指标来的精确。这就给对疗效的主观感受，以及对质量好坏的人为说法，留下了空间。

大众汽车尾气检测造假事件，各界都说是大众的问题，没人说是德国的问题。常州SPL的肝素钠原料（还不是原料药，且是美国全资子公司）出质量问题，大家却都说是中国的问题。为什么？文化不同，质量文化不同，恐怕是原因之一。

“非中国制造”的说法给人一种先入性的偏见，说法简短，上口又易于联想。它将产品与国家连在一起，将对个别企业、个别产品的不信任，殃及到对整个国家的企业和产品的不信任。

企业是社会的一部分，自然受社会影响。当社会对种族平等行成共识时，企业就要多雇用少数民族员工，尽管从称职角度看，这样做并不划算。当社会对环保的重要性形成共识时，企业就要在绿色能源方面有所作为，尽管单从运行成本角度看，传统能源更划算。企业所作所为，当与社会共识相违时，就会产生社会成本，例如，招致媒体、社团组织、甚至消费者的抗议，失去政府的优惠，及受到投资者的压力，等等。这些都是成本，可以被视为企业社会责任的成本。

“非中国造”的说法，长久下去，就可能形成社会共识，就会提高与中国企业做生意的成本。照目前发展态势上看，早晚会有人建一个与中国做生意的美国企业的名单，公之于众，给这些企业施加社会压力。2015年，美国FDA刚开始严查中国出口药企数据可靠性时，曾考虑将药品供应链的信息放入药品标签条形码中，但受到跨国药企们的反对，因为它们不想让消费者知道药品的一些关键成分是在中国生产的。可以想象，跨国公司的这种做法，未来的社会成本会越来越高。

跨国药企的一贯说法是，从中国进口药品有助于降低美国药价，而这正是政府和民众的普遍呼声。遗憾的是，新冠疫情改变了这种计算。美国政府为疫情防治和社会安定，花了6万亿美元。这与从中国进口药品所得的节省相比，是天文数字。当然，这个比较很不妥，美国疫情面临的困境，主要是由病毒和自身情况所致。遗憾的是，持这种观点的人在社会上的发声度，太弱了。

现在回到刚开始提出的问题，面对这些挑战，中国出口企业能做些什么？中国药业能做些什么？

客观、全面、深入地了解欧美社会由于疫情带来的变化及其对药业的影响，恐怕是必不可少的。从前，坐顺风车的时候，也许这些了解不太重要。今后逆风而行了，还是知己知彼的好。这是企业自己可以做的。

足够好的质量和足够低的价格,“足质低价”，也许是未来中国药品在国际市场上竞争的优势所在。最好的质量，恐怕我们一时半会儿做不到。最低的价格，除非是有政府补贴（而这样做在国际上的风险会越来越高），恐怕会离我们越来越远。关键是如何理解和定义“足质低价”这个理念。这是应该由药业组织来做的。

如何让欧美市场接受“足质低价”的理念，需要找到与此有共同利益的合作伙伴的帮助，例如盖茨基金会。这也是应该由药业整体来做、由政府来支持的。理念的推广，其实也就是文化的推广。

当然，打铁还需自身硬。药企应真正意识到GMP只是最低标准（“零”483不说明什么），真正在理念和认知上，向国际先进企业看齐。取法其上，仅得其中。这应是每家还想继续出口欧美药企所需的基本功。

作者：榆木疙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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