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DA在8月发布新指南征求意见稿《肿瘤临床试验中总生存期的评估方法》中不仅强调总生存期（OS）的“金标准”地位，还建议肿瘤临床试验中的交叉设计“通常”应受到限制，与此同时，FDA又在着力推动增加美国患者在肿瘤试验中的参与度，近日，礼来肿瘤部门负责人Jake Van Naarden在媒体采访中明确表示这两项监管政策并不兼容，并呼吁监管者“做出选择”。
另一方面，一直强调美国人群临床代表性的FDA肿瘤卓越中心主任Richard Pazdur在5月的一次咨询委员会会议上表示，在提交给 FDA 的所有肿瘤试验中，只有约20%的受试者来自美国，FDA 希望看到在美国的入组人数大幅增加。在该次会议上，罗氏双抗药物格菲妥单抗最终获专家们8比1负面结果，认为Starglo试验结果不适用于美国患者。
除了药企，学界也在关注这个议题。加拿大皇后大学的Bishal Gyawali等三位肿瘤学家在《柳叶刀肿瘤学》上发表文章（Overall survival assessment in cancer drug trials: a luxury or a necessity?）指出，FDA 应该“鼓励而不是阻止”在所有针对已批准药物的试验中进行交叉设计。专家们在文章中提到，如果一种药物已在后线治疗中被证明可改善OS，那么在涉及该药物的早期研究中应强制进行交叉设计，因为对照组患者在疾病进展时应接受最佳治疗。
2023年，Gyawali 在《自然评论临床肿瘤学》上发表文章（Problematic crossovers in cancer drug trials），认为即使是“Me too”药物也应强制进行交叉设计。这与Lantheus的PNT2002 试验情况相符，区别于阿斯利康和第一三共的Datroway研究。
FDA 似乎部分认同Gyawali的观点，尽管未使用“强制”等强烈措辞。FDA人员——包括Pazdur——在2024年秋季发表于《临床癌症研究》杂志的文章（Improving Collection and Analysis of Overall Survival Data）中指出，尽管交叉设计可能会使OS分析复杂化，但在某些情况下也可能适用，例如：研究药物已获批用于后线治疗；与研究药物相似的药物可在试验外获得；如果没有交叉设计，预计患者招募将面临挑战等。不过文章也指出，交叉设计体现了“研究药物优于标准治疗”的未经证实的假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