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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DA 局长发文，将默认单项关键试验支持药物批准
出自识林
FDA 局长发文，将默认单项关键试验支持药物批准
2026-02-20
在2月18日发表于《新英格兰医学杂志》（NEJM）的一篇文章《一项关键试验，FDA 批准的新默认选项——终结“两项试验教条”》中，FDA局长Marty Makary和生物制品审评与研究中心（CBER）主任Vinay Prasad宣布，FDA长期以来针对药物的证据标准正在发生重大转变，该机构将在大多数情况下默认仅要求进行一项临床试验，以证明产品符合其安全性和有效性的监管要求。
“在这种情况下，过度依赖两项试验已不再合理，”他们写道，“在2026年，我们有强有力的替代方法，可以确信我们的产品能帮助人们活得更久或更好，而无需要求制造商再次进行测试。”
“展望未来，FDA的默认立场是，一项充分且良好对照的研究，结合确证性证据，将作为新产品上市许可的基础......FDA将仔细审查研究设计的各个方面，特别关注对照、终点、效应量和统计方案。“
两位官员还指出一项关键研究的费用可能在3000万至1.5亿美元之间，“FDA预计这项倡议将引领药物开发的激增，”并暗示较低的开发成本会带来更低的药价。
这是FDA官员又一次通过学术刊物阐述监管导向。识林此前也曾报道Makary早在多个场合阐述单项试验构想。
两位官员的立论：多项试验并不总能提供更多保证
在文章中，两位官员阐述了他们改变数十年历史标准的理由。他们认为以往的标准是基于当时对生物学的有限理解，而现在有其他方法可以确保产品满足安全性和有效性。
“如果不审查研究的质量，两项试验甚至可能提供虚假的保证，”他们写道，“批评者可能会争辩说，我们的倡议意味着FDA正在放松标准，现在将允许无效甚至有害的产品进入美国市场......这是不正确的。首先，FDA从来都不是完美的，即使默认要求两项试验，FDA也批准了许多后来被发现存在严重安全性问题或缺乏疗效的产品。”
“其次，正如我们指出的，如果试验设计的其他所有方面都存在缺陷，那么临床研究的数量并不能保证推断的有效性，”他们补充道，“如果对照组不达标，终点可疑，统计方案是事后产生的，把握度不足，或者以上所有问题都存在，那么即使有两项、三项或四项研究，也可能得出错误的结论。”
值得业界关注的是，这段文字似乎从侧面体现出接下来FDA对临床试验的要求将趋严。
他们还强调，在某些情况下，FDA还是可能要求进行不止一项研究。“如果干预措施的作用机制不明确、存在多能性或非特异性；如果其影响的是不稳定的、短期的或替代性终点；或者试验存在某些固有的局限性或缺陷，则可能需要进行额外的充分且良好对照的研究，”他们写道。“FDA始终保留在美国法律范围内要求进行适当科学研究的权利。”
历史背景：两项试验是FDA对法律条款的诠释，近年已大幅转变
药物的两项试验标准可以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初，当时美国国会通过了法律要求FDA在批准新药之前审查源自“充分且良好对照的研究”的数据。几十年来，该机构将这一要求解释为至少需要两项研究，且最好是包括大量患者和显著随访时间。要求进行第二项研究的原因是为了确认第一项试验的结果不是偶然的，并且可以重现。
但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FDA越来越多地开始基于单项研究批准针对罕见或致命性疾病的疗法，因为这些疗法通常难以在大量患者中进行测试。
此外，在行业投资最多的治疗领域，已有相当高比例的批准是基于单项试验。根据AgencyIQ的数据，2011年至2019年间，60%的肿瘤药批准已经基于单项关键试验。在过去五年中，基于单项关键试验的批准不仅在肿瘤领域更加普遍，在神经、心血管、血液、内分泌和肾病等其他一些较大的投资领域也是如此。每年批准的同类首创药物（first-of-a-kind）中，约有60%是基于单项研究获批的。
各方观点：Pazdur视其为去职原因之一，Woodcock明确支持
在本文发布之前不久，Richard Pazdur——长期担任FDA肿瘤学卓越中心（OCE）主任、去年在被任命为药品审评与研究中心（CDER）主任后不久被迫退休——告诉《华尔街日报》，FDA转向仅要求药物进行单项关键试验，以及该政策公开的方式，是促使他离开的因素之一。
另据Fierce报道，强有力的支持声音来自备受业界尊重的FDA前首席副局长、曾执掌CDER多年的Janet Woodcock。她表示这一变化反映了几十年来FDA朝着依靠单项试验并结合支持性证据的方向不断发展的历程。“随着我们对生物学和疾病的理解不断加深，我们并不总是需要进行两项试验，这一科学观点是合理的。”Woodcock还补充，新政策将主要影响那些以前不符合降低测试标准条件的常见病药物。“受此影响的不是癌症和罕见病......FDA已经在基于单项试验批准这些药物了。”
公共利益医学中心（CMPI）主席、FDA前副局长Peter Pitts则认为这是一个勇敢而仓促的行动，但缺乏背后的科学依据。“一篇仅有两页的观点文章，即使发表在NEJM上，也不能替代对这一政策转变的详细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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