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DA 肿瘤卓越中心主任 Richard Pazdur 在今年夏天举行的预见政策(Prevision Policy) 网络研讨会上表示,“有两个主要问题:如果这些药物的加速批准研究没有成功,我们如何撤销这些药物;另一个是立法的撰写方式。另一个主要问题是什么应被视为确证性研究,并质疑其是否应该只是来自正在进行的单臂试验的额外信息。”Pazdur 表示,“我们多次陷入不理想的肿瘤学产品开发计划中间,但却有着未得到满足的需求。”总体而言,加速审批“非常、非常成功,但这并不意味着没有改进的余地。”
美国著名的癌症中心 Sloan Kettering 癌症中心的卫生经济学家兼政策研究院 Anna Kaltenboeck 和美国临床与经济评价研究所(ICER)的 Amanda Mehlman 和 Steven Pearson 于本周三在《比较有效性研究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概述了关于加速审批 10 项可能的改革方法。研究人员指出,其中七项针对 FDA 的政策改革,另外三项针对支付方和生命科学行业。
在加强 FDA 对在完成确证性试验方面拖延的公司的执法力度时,研究人员回应了 Pazdur 提到的关于该路径仅有在 FDA 有能力在后续行动太慢或失败时撤销药物的情况下才能起到作用的内容。然而,更多执法的主要问题之一是,可能会引发行业和患者团体的抵制,从而增加国会依赖 FDA 冷却其执法方面努力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