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UFA I 行动报告：FDA 和业界 5 年的行动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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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DUFA I 行动报告：FDA 和业界 5 年的行动成果
笔记 2017-11-03 在 2012 年 GDUFA 生效后，根据法案承诺的透明方案，FDA 将在网站张贴行动报告，这个公告栏网页包括一系列有关申请提交和处理的行动，公告栏每月更新一次。虽然FDA的更新步伐总是滞后 2-3 个月，我们还是在新财年过去一个月后，看到了 GDUFA I 项目最后一个月的行动报告，这也标志着 GDUFA I 的 5 年所有的每月行动已经披露。 有关申请提交和批准这个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在很多 FDA 的公开数据库上都有记录，只不过所有的公开数据库之间对于这些数据的说法都不一致（尽管 FDA 非常努力地花了 5 年时间完善和运维他们的 IT 系统）。不过这并不妨碍我们简单窥探 5 年当中发生一些故事。
注1：净增量=当年 ANDA 提交量-批准数-暂时批准数-拒绝接收数-撤回数。负数表示该年待批准 ANDA 总数减少 5 年战果初显，审评机器运转还需时间和耐心 2012 年 GDUFA 立法时的核心目标之一就是解决仿制药申请的积压问题，那时的积压总数是 2,866 件待批准 ANDA。现在时间已经过去 5 年，FDA 成绩如何？ • 后三年开始发力：由于启动项目招聘培训审评员和相关系统工作需要时间，所以 GDUFA I 的绩效目标从第三年，也就是 2015 财年才开始生效，我们也能从上面的数据看出，2015 年开始，批准量+暂时批准量有了明显提高，如果保持上升的趋势，到 2018 年有希望能够将年批准量突破 900 件。 • 完全回应函引争议：GDUFA I 的绩效目标中，把“对 ANDA 采取行动”（而不是批准申请）作为考核标准，“行动”二字指的是签发完全回应函、批准、暂时批准、拒收、或者撤回。大部分得到了“行动”的申请，可能只是一封缺陷信。签发一封缺陷信后，绩效计时就停止了，而通常一份 ANDA 需要 2.5-3 轮审评才能获批，这样的“弱约束力”让很多企业颇有微词。同时我们从表格里的行动数据也能看出，2015财年以后，完全回应函签发在后三年的数量比前两年增加了 30%-50%。遗憾的是，GDFUA II 并没有修正这一绩效目标，对于“审评时限”的绩效考核，依旧是“对 ANDA 采取行动”。 • 待批准的 ANDA 总数并未显著降低：FDA 2017 财年底的时候，这个数据仅仅从 2,866 降低了 146 件，来到 2,720 件。不得不承认，积压总数只降低 5% 对于 5 年总共 15 亿多美金的收费来说，似乎并不是一个好成绩。 • 也许积压没有降低是因为申请过多吗？并没有。在 GDUFA 还没有开始的前一个 5 年（2008-2012），年均提交量约为 900 件 1 ，GDUFA I 的 5 年年均提交量为 1,000 件。看起来一年 3 亿美金只多批准了 100 件 ANDA，也不是个令人满意的成绩。 企业行为真的像FDA所说那样难以预测吗？ 2014 财年和 2017 财年申请提交量的暴增，大大超出了 FDA 在财年开始时候向国会说明预算时的估计，不过如果我们仔细回想这些时候发生的故事，可能会做出一个合理推断：申请或撤回等企业行为的陡峭变化，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对政策预期做出的决定。 • 2014 年申请提交从上年 968 暴增到 1,473 件：这个几乎是 1.5 倍的增长不是企业的突发奇想，也不是突然有重磅产品专利过期，而是大部分因为 FDA 新发布的 3 批 6 个月稳定性数据要在 2014 年 6 月 19 日起实施，而这 1,473 件里面有 635 件都是在 6 月 1 号到 19 号之间提交的。FDA 有众多科学家和丰富企业经验的专家，对于这种“赶在天黑前上车”的企业行为，政策制定者们仅仅声称“超乎预期”似乎不太有说服力。 • 2017 年申请提交从上年 852 暴增到 1,306 件：2017 年中间时候，企业得知了 2018 年新的 GDUFA II 收费标准，总的收费提高和新增的“项目费”让他们加快了行动。在公布收费标准的 12 月和 2017 财年最后一个月，都贡献了 200+ 的申请。 • 拒收申请数量调控：由于拒绝接收指南的实施和日益趋严的标准，拒收的申请数也在不断走高。2017 年拒绝的申请有所下降，这是不是也意味着企业渐渐学会如何让申请质量更高然后通过立卷呢？不过 GDUFA II 开始的第一个月就发布了对申请笔误零容忍的指南 ，这是不是也是 FDA 控制立卷数量，争取更好的绩效指标的方式？【FDA 发布 ANDA 拒收标准问答草案对笔误零容忍 - 2017/10/04】 GDUFA 提供的交流机会不断增加 增加政策透明和提高与业界的交流帮助也是 GDUFA I 项目的重要内容，从受控函交流数量到会议请求都在不断提高 • 2014 年突然增加 30 倍的回应函后的会议请求，似乎向我们揭示，新政刚刚开始的时候，企业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而为这些问题提供一个交流和解决的出口，是体现监管机构开放态度的基础。同时，较多的会议申请既说明了企业的审慎，也体现了在头几年时候企业可能不太理解完全回应函里的评论和建议的困惑。几年后会议请求逐渐下降，也许是前几年沟通成效和企业不断成长的表现。 • 除了在接收到完全回应函之后，在整个申报过程中企业都有权利通过受控信函（或者邮件）的方式与 FDA 沟通。我们注意到受控函的数量在这 5 年中逐年增加，这虽然体现了更大的工作量，似乎也存在效率不足的问题。 GDUFA II 项目从 2018 年开始实施，GDUFA 的各项成果和统计数据也会逐渐铺展开来，在过程中 FDA 和美国仿制药行业的经验教训，值得我国监管机构和企业借鉴。 1 Dong, K., Boehm, G., & Zheng, Q. (2017). Economic Impacts of the Generic Drug User Fee Act Fee Structure. Value in Health, 20(6), 792-798. 作者：识林-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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